父母兄弟不能爱，何能爱一国之人民哉?由此可见孝弟为仁之本，语非虚作。

【19】晚清至民初的学者热衷于鼓吹以往被统治阶级压制的非正统学说，大力发掘反传统因子，其背后的深层动机乃是扶植下层文化。【44】面对政权交替、政改共和、君臣道息，陈伯陶的思考是：一旦孝的想法消失了，究竟如何使人保有其他人伦价值?这无疑也值得今人深思。

15 陈伯陶：《孝经说》卷下，香港奇雅中西印务1927年版，第32页。37 易白沙：《述墨》，《新青年》1915年第2号。圣人其无私乎?曰：‘圣人有私。【14】广东翰林区大典为《孝经说》撰写后序，揭示非墨之意甚明：世衰道微，异端蜂起。【5】一、陈伯陶的生平与学术陈伯陶(1855—1930)，广东番禺人，字象华，号子砺，光绪五年(1879)中乡举，光绪十八年(1892)中进士。

陈澧《东塾读书记》云：《孝经》大义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皆保其天下国家，其祖考基绪不绝，其子孙爵禄不替，庶人谨身节用，为下不乱。《东塾读书记》云：《孟子》七篇中，多与《孝经》相发明者。陈先生认为思想史应该研究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如何进行思考论证，以及如何诠释经典，与经典对话，在此基础上揭示思想家对于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二）宇宙与心灵合一，或宇宙万物都在心中。这些都是陈先生对于泰州学派研究的高明之见，推进了我们对泰州学派定位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这使得他的理论在解释东亚及中国在模拟现代化过程中的生猛发展方面，显得无能为力。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解决了一些学术难题，得出了一些客观可靠的结论，还在于其研究方法的示范作用。

颜、何一派的化俗和族的道德实践，不仅不反名教，而且是把当时的正统的道德要求落实于基层生活。吴震教授《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以年表的方式，揭示了明代讲学运动的组织形式及展开形式，着重考察了讲学活动的思想背景及其思想理念。

如，《遗言录》中事外无心的说法即不同于早年心外无事的说法，物者良知所知之事也的说法，也是阳明晚年有关物的新说法。（《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425页。（《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461页。过去，学界对这些思想家的重视程度不够，在谈到明清之际思想家时，往往只提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另外，他还首先注意到了日本所藏《遗言录》、《稽山承语》的文献价值，将两书校勘整理后在中国的杂志上率先发表，并指出其中包含很多阳明语录佚文。陈时龙在《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中，对中晚明的阳明学讲学运动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关于方以智的方法论，陈先生用无对待在有对待中加以概括，指出方以智方法论具有辩证的因素，但其中也包含形而上学的内容。无论如何，从蒙学来考察儒家的世俗伦理，反而可以看到儒家的这些价值，可以为经济现代化提供动力。

这样一种强调训练和自我控制的传统，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及社会化训练重仍然被有力地保持着。然而，根据陈先生的观察，工业东亚的奇迹与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发展表明，这两种指责都是不恰当的。

文献 陈来先生在明清儒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以《宋明理学》、《有无之境》、《诠释与重建》三书为代表，这三部书对阳明、船山以及明清儒学中重要人物的思想进行了或扼要概括，或阐幽显微、钩深致远的研究，其价值已经得到了学界一致推崇。（《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280页。

佐藤一斋所见闾东本《传习录》或即是甲寅本的翻刻本或传抄本。（《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290页。陈先生根据这一线索，仔细比对了今本《传习录》下卷与《遗言录》的内容，并结合佐藤一斋有关闾东本（未见，或已佚）《传习录》的记述，对《传习录》形成的历史进行了细致严密的考证，指出钱德洪所刻的《传习录》应该有嘉靖甲寅、乙卯、丙辰三个刻本，乙卯、丙辰刻本均与《遗言录》有关，而甲寅刻本在《遗言录》刊刻之前，故与《遗言录》无关。（《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339页。因而它们不仅仅是理学家的个人交游，更具有积极的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陈先生的这些工作也引起了日本学界的重视，之后，日本学者一方面组织力量对这些佚文进行注解，另一方面也可以自觉地调查日本国内的阳明佚文，由此又发现了阳明的公移佚文。

第三类则是关于明代心学文献的考辨、辑佚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对甘泉、阳明文献的研究中现今还有一种颇有市场的观点,认为社会大众对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的评价,不应看其私德表现如何,而只应看其公德表现如何。

总而言之,孔孟儒家所强调的君子人格并非只是个人私德,同样也是公共行政伦理美德。此私指听狱之人,当无疑义。

《诗·小雅·大东》: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可见,所谓儒家只讲大公无私和以公灭私的观点是十分模糊,经不住仔细推敲的。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孔子说:所重:民、食、丧、祭。只有懂得了这一点,才能理解正名理论的革命性,也才能理解儒家父母官一说的内涵。喑、聋、跛、躃、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在先秦典籍中,私最经常的用法是表示以个人身份而非公家之命做某事,如《论语·乡党》:私觌,愉愉如也。这种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公共性与开放性,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对后世,影响都极为深远。

儒家之所以批判杨朱,是因为他们退居私人领域而不能够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之所以批判农家,是因为他们反对社会分工与等级秩序;之所以批判法家,是因为他们以国家机器和公共权力过分干预和压迫私人领域。如果名实相符,其统治就具有合法性;如果名实不符,其统治就不具有合法性。

儒家的理念与制度,使中国历史上有一种机制,保证了平民参政。当今西方学术界有所谓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正义与善(转化为物质形式就是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哪一个更具优先性。

他继承孔子富而后教的思想,认为教育非常重要,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这里的公,即公正、公平,治政者只有行政公正,才能达到分配的公平,也才能使百姓满意。私字较早的涵义也是指人物。

这种中道是值得我们三思的。孟子所谓王何必曰利,主要针对的也是梁惠王、齐宣王等君主。

孟子主张保民而王,又云: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在儒家理念的影响下,古代有发达的救荒制度,面临灾荒瘟疫,政府贷给百姓谷种与粮食,移民就谷,减轻租税与刑罚,免除征调徭役,开放关市山泽。对照古希腊哲人把奴隶仅仅当做会说话的工具和财产,孔子对人(哪怕是养马的下人)的生命的关怀就显得十分可贵。